第253章 民用卫星通信业务试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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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语

【画面：1975 年 1 月的北京沙河卫星通信地面站，45 岁的卫星通信运营主管老周正趴在 1.2 米口径的抛物面天线底座上，用扳手拧紧最后一颗固定螺丝，防寒手套的指尖已磨破，露出底下被冻得通红的指节。他的工作服口袋里露出半截卷边的《1974 年国际卫星通信技术简报》，“INtELSAt-4A 卫星覆盖亚洲” 的英文报道旁，用铅笔标注着 “北京 - 东京

公里信号延迟” 的计算过程。镜头扫过机房内闪烁的电子管，进口的 “仙童” 卫星接收机与国产 “73 型” 通信机并排而立，前者的塑料外壳贴着 “香港转运” 的白色标签，后者的金属面板上 “为人民服务” 的红色漆字已有些剥落。字幕浮现：1975 年初，当 “东方红二号” 卫星还在进行最后调试，一群穿着蓝布工装的通信人已在地面站与卫星轨道间架设民用桥梁。老周团队用国产示波器校准国际信号，在电传打字机上敲出用户号码，于卫星波束的覆盖区与地面站的馈线间寻找运营密码 —— 那些被低温冻裂的馈线接头、在电传纸上模糊的通话记录、在保密柜里泛黄的资费表格，终将在历史的电磁波谱中，成为中国民用卫星通信的第一组有效载波。】

1975 年 1 月 10 日，邮电部卫星通信局的会议室里，老周将《民用卫星通信试点筹备报告》摔在结着冰花的窗台上，28 页材料中 “设备国产化率不足 30%” 的结论让 26 岁的技术员小王手中的电传纸突然滑落。“香港转运的接收机只能处理英语信号，” 老周敲了敲桌上的 “仙童” 设备说明书，“而我们要让陕西的农民大爷拨通东京的国际长途。” 他的目光落在墙上的中国地图，用红笔圈住的 “西安、成都、乌鲁木齐” 三个试点城市，像三颗等待点亮的信号星。

一、馈线两端的昼夜对频

根据《1975 年民用卫星通信试点档案》（档案编号 wx-Sd-1975-01-02），老周团队首先面临的是 “跨国信号校准” 难题。1 月 15 日凌晨，当东京国际通信中心发来测试信号，国产 “73 型” 接收机的指针在 “36mhz 偏移” 处剧烈抖动，小王盯着示波器上紊乱的波形：“就像用漏桶接雨水，信号都漏掉了。” 老周却在馈线接口处发现玄机 —— 进口接头的阻抗匹配与国产设备相差 5Ω，导致 3db 的信号衰减。

“1969 年我们用缴获的美军接头改装雷达，” 老周举起从上海无线电厂紧急调配的黄铜接头，“现在给卫星信号做‘水土改良’。” 他带着团队在馈线两端加装自制的阻抗变换器，用算盘计算出 23 组匹配参数，当东京的测试语音清晰传入机房，守了三天三夜的技术员们发现，老周的茶杯里，隔夜的茶水早已冻成冰块。

二、电传机上的号码革命

在制定用户号码规则时，老周遭遇 “国际接轨” 与 “本土适用” 的冲突。国际卫星组织要求使用 “INtELSAt 标准 9 位码”，但陕西试点的农民用户记不住长串数字。他想起 1965 年推广邮政编码的经验，创造性地设计 “3+6” 编码规则：前 3 位是城市代码（如西安 029），后 6 位是用户顺序号，这个方案在试点村的田间地头测试时，72 岁的李大爷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号码：“029 就像公社的编号，好记。”

更棘手的是资费制定。当财务组提出 “每分钟 20 元” 的初步方案，老周带着计算器走进北京电报大楼，发现普通百姓拍发国际电报每字 1.5 元，“卫星电话要是比电报还贵，试点就成了摆设。” 他连夜测算设备折旧、卫星转发器租赁等成本，最终敲定 “每分钟 5 元”，并推出 “农业合作社优惠套餐”，这个价格后来成为卫星通信民用化的基准。

三、天线阵里的相位迷宫

2 月，西安地面站遭遇 “多径效应” 干扰 —— 秦岭山脉反射的卫星信号与直射波叠加，导致通话出现回声。老周带着小王爬上 15 米高的天线阵，发现馈源喇叭的相位中心偏移 0.5 毫米，“就像枪口准星歪了，子弹打偏。” 他们用钳工的百分表校准馈源位置，在天线罩内壁粘贴从印刷厂定制的吸波纸，这个源自暗室装修的土办法，让回声干扰降低 60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