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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的考古发掘,让渤海金带銙成为解读渤海国的关键物证。墓葬形制显示,墓主采用了唐代贵族的“竖穴石椁墓”结构,随葬品中既有渤海本土的鎏金铜饰,也有完整的唐三彩骆驼俑,甚至出土了一方刻有“忠武将军”字样的银质官印。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健指出:“金带銙的造型、纹饰与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金带銙如出一辙,尤其是宝相花的花瓣层数、联珠纹的排列间距,几乎复刻了长安宫廷的审美标准。”
科技检测进一步揭开了它的“跨国身世”:金带銙的黄金同位素比值显示,矿源来自黑龙江流域,而錾刻技法中的“鱼子纹地”是典型的唐代粟特工匠手法;残留的镶嵌物粉末分析表明,绿松石来自湖北郧阳,水晶珠则产自中亚,印证了《新唐书》中渤海国“通日本、控丝绸之路东段”的记载。更耐人寻味的是,銙片上的对鸟纹与高句丽壁画中的朱雀形象存在演变关系,显示出渤海文化对东北亚传统元素的继承与改造。
四、文物价值:从政治信物到文明基因的千年流转
这件金带銙的意义,早已超越了服饰配件的范畴。它首先是唐代边疆政策的“立体史书”——根据《唐会要》记载,金带銙在唐代是三品以上官员的象征,渤海贵族佩戴此物,暗示其拥有唐朝册封的官职。墓中同时出土的银质官印,更坐实了渤海国“宪象中国,设官爵”的政治认同。正如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齐东方所言:“当渤海工匠将唐廷赏赐的金带銙加以本土化改造,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文明基因的嫁接——中原的礼仪符号,从此融入了边疆民族的血液。”
从工艺史角度看,它是“盛唐气象边疆化”的活标本。带銙上的宝相花是唐代国花,联珠纹源自波斯萨珊王朝,而对鸟造型又带有鲜卑族的图腾遗风,这种“多元共熔”的艺术语言,恰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最佳注脚。2019年,金带銙与西安博物院藏的“李倕公主金腰带”同赴日本展出,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馆长山田信夫感叹:“渤海的金器工艺几乎与长安同步,却又带着白山黑水的苍劲,这正是中华文明辐射力的生动体现。”
在博物院的展柜里,18块金銙片以弧形排列,仿佛重现着千年前某位渤海贵族束带而立的威严。当目光掠过銙片上若隐若现的鎏金纹路,看到的不仅是工匠在0.3毫米金片上錾刻的万道细纹,更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文明网络——黑龙江的黄金、中亚的水晶、长安的纹样、粟特的技法,最终在长白山下凝聚成一枚象征身份的带銙。这种超越地域与族群的文化创造力,正如渤海国使者当年在长安写下的诗句:“疆理虽重海,车书本一家”——金带銙上的每一道錾痕,都是对这句话最华美的注解。
展柜灯光下,金带銙的边缘泛起温润的包浆,那是时光打磨的印记。曾经,它是唐廷赏赐的政治信物,是渤海贵族腰间的荣耀;如今,它是博物馆玻璃后的沉默证人,却在方寸之间诉说着一个宏大的命题:当长安的工匠为它錾刻宝相花,当渤海的贵族为它镶嵌绿松石,文明的种子早已在“海东盛国”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这组金銙片,何尝不是中华文明“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”的最佳物证?它们静静躺着,却让千年后的我们,触摸到了盛唐气象与边疆活力碰撞时的灼热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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