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世通言第十八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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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买只牛儿学种田，结间茅屋向林泉。也知老去无多日，且向山中过几年。为利为官终幻客，能诗能酒总神仙。世间万物俱增价，老去文章不值钱。”这八句诗，乃是豁达之人的感慨之言。其中末句“老去文章不值钱”，还有一番讲究。大抵人的功名成就或早或晚，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，有人年少有成，也有人大器晚成。年少有成的人未必能持续成功，大器晚成的人也未必一生不得志。所以，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骄傲自负，也不能因为年纪大了就自暴自弃。这“老少”二字，不能单纯以年龄来论。

比如甘罗十二岁就做了丞相，可十二岁便去世了，这十二岁对他来说，就如同别人白发苍苍、牙齿脱落、弯腰驼背的暮年，往后的日子所剩无几，称不上真正的少年时光。再如姜太公八十岁还在渭水钓鱼，后来遇到周文王，被车载而归，拜为“师尚父”。周文王去世后，周武王即位，姜太公又担任军师，辅佐周武王灭商，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，并被封于齐国。他还教导儿子丁公治理齐国，自己则留在周朝继续辅佐，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岁才去世。谁能想到，八十岁的老渔翁，往后还有如此多的成就，人生之路还很长呢！这么看来，八十岁对姜太公而言，不过是他刚刚束发、戴冠、做新郎、参加童子试的年纪，不能称之为老年。

可世人往往只看重眼前的贵贱，哪能预见未来？见到年少富贵的人，便忙着阿谀奉承；遇到上了些年纪、时运不济的人，就态度怠慢，这都是见识短浅之辈。就像农家种田，有早熟的稻谷，也有晚熟的稻谷，谁又能预知哪种收成更好呢？正如古人所说：“东园桃李花，早发还先萎。迟迟涧畔松，郁郁含晚翠。”

闲话不多说。明朝正统年间，广西桂林府兴安县有一位秀才，复姓鲜于，名同，字大通。他八岁时就被举荐为神童，十一岁考中秀才，后来又被增补为廪膳生员。论才学，董仲舒、司马相如都不被他放在眼里，真正是胸有万卷书，下笔如有神。论志气，他觉得像冯京、商辂那样连中三元，也不过是囊中之物，真可谓意气风发，志向高远。

然而，有才之人未必有好运气，志向远大却命运不佳。他年年参加科举考试，却始终无法得到考官的青睐，榜上无名。到了三十岁，按照资历他该成为贡生了。但他是个有才华、有志向的人，看不上贡生这条路的前程。他寻思着，穷秀才全靠学宫里每年发放的几两廪银作为读书的本钱，如果出了学宫成为贡生，没了这笔收入，又要去国子监读书，反而要花费更多盘缠。况且在本省参加科举比在国子监更容易考中，所以他觉得不划算。

偶然间，他在朋友面前透露了这个想法，那本该下一位成为贡生的秀才，就来和他商量，希望他能让贡，并愿意拿出几十两银子作为酬谢。鲜于同既得了这笔钱，又觉得自己做了划算的事。第一次让贡是出于人情，后来便成了惯例，人人都想成为贡生，个个争着让他再次相让。

鲜于同从三十岁开始让贡，一连让了八次，到四十六岁时，依旧在秀才群体中默默无闻，苦苦追求功名。有人嘲笑他，有人怜悯他，也有人劝他放弃。对于嘲笑他的人，他不予理会；怜悯他的人，他也不接受那份同情；唯有劝他的人，会让他勃然大怒。他生气地说：“你们劝我去当贡生，不过是觉得我年纪大了，考不中科举了。却不知道大器往往晚成，梁皓八十二岁还中了状元，这给天下有骨气、肯读书的男子争了气。我要是甘愿屈就，三十岁时就去了，要是肯钻营，也能谋个府佐或县正的官职，昧着良心做事，也能荣华富贵。

“可如今是科举取士的时代，要是孔夫子没有科举功名，谁还会说他有学问？要是一个乡村小孩，只粗略记得几篇陈旧的时文，遇到个糊涂的考官，胡乱评点，侥幸中了进士，不也有人拜他为师，和他谈天说地吗？谁敢再出个题目考一考这些戴着官帽的人？不止如此，做官还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。进士出身的官员，就像铜打铁铸一般，肆意妄为也没人敢多说一句。而科举贡生出身的官员，做事小心翼翼，如同捧着鸡蛋过桥，上司还总是找他们的茬。等到按察使汇报情况，被参奏的若是进士出身的官员，就算贪污腐败到了极点，从表面来看，查办起来也会有所顾忌。到最后，还生怕断了贪污腐败的‘种子’，说‘这个官员虽然官声不好，但念在初任，或者年纪轻，还可以期望他改过自新，给他个机会’，往往按照浮躁或不称职的条例降职调任。用不了几年，又能官复原职。要是能拿些银子疏通关系，不过是换个地方任职，根本没什么事。可科举贡生出身的官员，稍有过错，就会被放大十倍。要是倒霉遇上有权有势的人，无处申辩，就算是清廉贤能的官员，也难免要替进士出身的官员背黑锅。有这么多不公平，所以考不中进士，就做不好官。我宁可做一辈子老秀才，死后到阎王面前喊冤，也胜过屈身将就，整天受气！”说完，他还吟诗一首：

“从来资格困朝绅，只重科名不重人。楚士凤歌诚恐殆，叶公龙好岂求真。若还黄榜终无分，宁可青衿老此身。铁砚磨穿豪杰事，春秋晚遇说平津。”

汉朝有个平津侯，复姓公孙名弘，五十岁开始研读《春秋》，六十岁时对策考试获得第一，后来做到丞相并被封侯。鲜于同后来六十一岁考中科举，人们都认为他的这首诗得到了应验，这是后话。

鲜于同自吟了这首诗后，追求功名的志向更加坚定。无奈时运不济，眼看就要五十岁了，他还是没能改变命运。再过几年，连小的考试都不顺利了。每次到了科举考试的年份，第一个报名参加考试的总是他，惹得许多人讨厌。到天顺六年，鲜于同五十七岁了，鬓发都已斑白，却还混在年轻人的队伍里，谈文论艺，滔滔不绝。那些年轻人见了他，有的把他当作怪物，远远避开；有的把他当作笑料，上前戏弄他，这些都暂且不提。

兴安县的知县，姓蒯名遇时，表字顺之，是浙江台州府仙居县人。他年少时就考中科举，名声很高，喜欢谈文讲艺，谈论古今之事。但他有个毛病，就是喜欢年轻人，轻视老年人，不能一视同仁。见到年轻英俊、有才华的人，就用心栽培；要是遇到年长的读书人，就把对方看作没用的朽物，口中称对方为“先辈”，言语间还有戏弄之意。

这一年乡试即将举行，学政发文，让县里先进行科举预考。按照惯例，知县要对全县的生员进行考试，密封试卷后阅卷，蒯知县自恃有眼光，秉持公正评判，结果在众多试卷中，他暗中选出一份认为最好的作为第一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在众秀才面前夸奖道：“本县选出的这份头名试卷，文章很有吴越之地的气韵，此人必定能在乡试、会试中接连考中，全县的秀才都比不上他。”众人拱手听着，就像汉高祖刘邦筑坛拜将，不知道这位被夸的“豪杰”究竟是谁。

等到拆开封号、唱名的时候，只见一人应声而出，从人群中挤了上来。这人什么样呢？身材又矮又胖，胡须头发黑白相间，破旧的儒巾样式老土，蓝色的长衫补丁摞补丁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要是戴上冠带，倒像个胡乱断案的判官。不用夸赞，也无需感叹，这位“先辈”向来爱说大话。别羡慕他，也别为自己叹气，反正大家以后都会变老。不用钻营，也无需忙碌，按照顺序总会轮到做“领案”。

这位案首不是别人，正是五十六岁的鲜于同，那个被大家看作怪物、笑料的人。满堂秀才哄堂大笑，都说：“鲜于‘先辈’，又被重用了。”蒯知县也羞得满脸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一时看走了眼，在众人关注的情况下，又不好反悔，只能忍着一肚子气，胡乱把试卷拆完。好在除了第一名，后面的考生一个个都是年轻才俊，也算是有些安慰。当天，蒯知县处理完发放诸生的事务后，回到衙门，心情郁闷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鲜于同，他少年时本就是有名的才子，只是多年科举不顺，虽志气未灭，但心中也满是苦楚。如今意外考了个案首，自己也觉得扬眉吐气。到学道考试时，学道未必欣赏他的文章，但多亏了县里考了案首，他顺利获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，便满心欢喜地去参加省试。

其他一同考试的朋友都在住处认真研读经书，温习科举后几场考试的内容。只有鲜于同，他平日饱读诗书，此时整天在街坊上游玩。旁人见了，都猜测道：“这位老相公，不知道是送儿子或孙子来考试的吧？作为局外人，真是悠闲自在！”要是知道他也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，少不了要嘲笑他几声。

时光流逝，转眼到了八月初七，街坊上吹吹打打，迎接主考官进入贡院。鲜于同在一旁观看时，发现兴安县的蒯知县被聘请为《礼记》房的考官。鲜于同心想，自己和蒯知县考的是同一经，蒯知县又考过自己案首，肯定会欣赏自己的文章，这次考试，十有八九能中。

可蒯知县却不这么想，他另有打算：“我要是录取个年轻的门生，他以后仕途长远，做官的时间也长，我这个做房师的也能有所依靠。那些年老的饱学之士，录取了也没什么用处。”他又想到：“我科考时不小心看走眼，错取了鲜于‘先辈’，在众人面前丢了脸。这次要是再录取他，岂不是又成了笑话？我阅卷时，只要是三场文章写得整齐规范的，多半是饱学之士，年纪肯定大了，不能录取。我就挑那些文辞稚嫩、文法混乱、骈文歪扭、策论怯弱、判语糊涂的文章，这些肯定是少年初学者写的。虽然他们学问还不够，但培养个一两科，年纪也不算大，还能摆脱鲜于同这个麻烦。”

主意已定，蒯知县就按照这个标准阅卷，选出了几个文章不怎么样，但稍微有点文笔的考生，在试卷上大大地圈点一番，呈给主考官。主考官看了都批了“中”字。到八月二十八日，主考官和各经房考官在至公堂上拆号填榜。《礼记》房的首卷考生，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，复姓鲜于，名同，研习《礼记》，竟然又是那个五十六岁的“怪物”“笑料”鲜于同侥幸中选。蒯知县十分惊讶。

主考官见蒯知县脸色不好，问他原因。蒯知县说：“那鲜于同年纪太大了，要是把他放在榜首，恐怕难以服众，压不住那些年轻考生，我情愿换一卷。”主考官指着堂上的匾额说：“此堂名为‘至公堂’，怎能因为考生年龄大小而有所偏袒？自古状元多为年长之人，录取他，也好鼓舞一下天下读书人的志气。”最终没有更换，判定鲜于同为第五名正魁，蒯知县也无可奈何。真是：饶君用尽千般力，命里安排动不得。本心欲取少年郎，依旧取将老怪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