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蒯知县一心不想让鲜于同这个“先辈”中举,所以阅卷时专挑不整齐规范的文章录取。鲜于同作为饱学之士,文章本应条理清晰、文采斐然,为何反而契合了蒯知县的心意呢?原来,鲜于同八月初七看到蒯知县入贡院任考官,自认为这次十有八九能中,回住处后多喝了几杯酒,结果脾胃不适,腹泻不止。即便如此,他仍坚持进场考试,一边构思文章,一边跑厕所,整个人有气无力,只能草草完成答卷。第二场、第三场考试也依旧如此,满腹才学连十分之一都没发挥出来。他自觉肯定落榜,却没想到蒯知县偏偏不选整齐的文章,他反倒因此高中。这大概就是命里注定否极泰来,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地巧合。这一年,兴安县就只有鲜于同一人中举。

在鹿鸣宴结束后,一同中举的八位同年按年龄排序,鲜于同作为年长者居首位。其他房的考官见到自己的门生,都满心欢喜,唯独蒯知县闷闷不乐。鲜于同感念蒯知县两次选拔自己的知遇之恩,对他更加殷勤,而蒯知县却愈发冷淡敷衍。后来鲜于同进京参加会试,蒯知县也只是按常规对待,没有任何特别关照。第二年,五十八岁的鲜于同参加会试,再次落榜。两人相见时,蒯知县也没说别的,只是劝他选个官职就职算了。但鲜于同做了四十多年秀才,连贡生的官职都看不上,如今才中了一个举人,又怎会轻易接受举人就能获得的职位,他回家后读书的兴致反而更高了。每当听到乡里秀才们聚会写文章,他就带上纸墨笔砚,加入其中一同写作。不管众人如何捉弄、嘲笑、嫌弃他,他都毫不在意。写完文章后,他还会把众人的作品看一遍,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,这样的生活成了他的日常。

时光飞逝,转眼又到了三年一次的会试之期。此时鲜于同已经六十一岁,虽然年龄增长,但他对功名的渴望一如往昔。在北京第二次参加会试时,他在寓所做了一个梦,梦见自己中了正魁,在会试名录上有名,不过下面标注的却是研习《诗经》,而不是他原本所学的《礼记》。鲜于同本就是博学之士,哪一经不通晓?因急于考取功名,他对梦中的情景深信不疑,于是决定改考《诗经》。

说来也巧,蒯知县为官清正,被调到京城,授予礼科给事中一职。这一年,他又担任会试的经房考官。蒯知县不知道鲜于同改考《诗经》的事,心里盘算着:“我之前两次误打误撞,让鲜于‘先辈’成了首卷,这次会试,他年纪更大了。要是《礼记》房再录取他,那可真是我一辈子的‘噩梦’。我这次不看《礼记》的卷子,改看《诗经》的,这样鲜于‘先辈’中与不中,都和我没关系。”等到入贡院开始阅卷,他便专注审阅《诗经》五房的试卷。蒯知县又想:“天下像鲜于‘先辈’这样的老考生,估计不止一个,我不录取鲜于同,要是又录取了其他老头,那岂不是‘躲过了雷公,又遇上霹雳’?我明白了,凡是那些饱学的老儒生,对经义的理解肯定十分透彻;而年轻考生专注于四书,对经义的研究必然不精深。这次我不选那些经义阐释整齐规范的文章,只要文章有点文笔,哪怕对题旨的理解模棱两可,这样的多半是年轻考生。”

蒯知县按照这个标准阅卷并呈给主考官,等到放榜时,《诗经》五房的头卷位列第十名正魁。拆开编号一看,考生竟是桂林府兴安县学生,复姓鲜于,名同,研习《诗经》——又是那个六十一岁的“怪物”“笑具”!蒯知县气得目瞪口呆,脸色像死灰一样难看。他心中懊悔不已,早知这是命中注定的官运,何必从前白费心思。蒯知县又纳闷:“世上同名同姓的人虽多,但桂林府兴安县可没有第二个鲜于同,他向来研习《礼记》,怎么突然改了《诗经》?真是奇怪!”等鲜于同前来拜见时,蒯知县询问他改经的缘由,鲜于同便把梦中的经历说了一遍。蒯知县听后连连叹息:“真是命定的进士,命定的进士啊!”从这以后,蒯知县和鲜于同之间的师生情谊,反而比之前更深厚了。

殿试结束后,鲜于同考中二甲前列,被选为刑部主事。有人觉得他晚年才中科举,又在刑部这个冷清的部门任职,替他感到郁闷,可他自己却欣然自得。

再说蒯遇时在礼科衙门任职时,直言敢谏,却因奏疏触怒了大学士刘吉,被刘吉罗织罪名投入诏狱。当时刑部的官员们纷纷奉承刘吉,想置蒯遇时于死地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鲜于同在刑部全力周旋,多方关照,蒯遇时才没有吃大亏。鲜于同还联合同年,在各个衙门为蒯遇时求情,最终蒯遇时得以从轻发落。蒯遇时心想:“真是‘着意种花花不活,无心栽柳柳成荫’,若不是中了这个老门生,我今天的性命都难保。”于是他前往鲜于同的寓所拜谢。鲜于同说:“门生受恩师三次知遇之恩,如今这点小小的帮助,不过是稍稍报答科举选拔之情,您对我的大恩大德,我远远未能报答万分之一!”师生二人欢饮一番后才分别。从那以后,无论蒯遇时在家闲居还是任职,鲜于同每年必定派人前去问候,次数或一次或两次,虽然礼物微薄,但重在表达心意。

时光流转,鲜于同在刑部不断升迁,六年过去,按资历应升任知府。京中官员看重他的才学品行,敬重他的老成持重,吏部本想给他安排个好职位,但鲜于同并不在意。恰巧此时仙居县传来消息,蒯知县的儿子蒯敬共与当地豪族查家因坟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,双方互相辱骂。后来查家走失了一个小厮,便诬陷是蒯公子打死的,还以人命官司为由告到官府。蒯敬共无力辩解,直接逃往云南父亲的任所。官府怀疑蒯公子畏罪潜逃,人命案真相不明,接连派人前来抓人,蒯家的家属也被官府监禁了好几个,整个蒯家陷入极度恐慌之中。

鲜于同得知台州知府正空缺,便托人请求调任此职。吏部觉得台州并非什么好职位,既然他自己愿意,便顺水推舟,将鲜于同升任为台州府知府。鲜于同到任三天后,豪族查家就知道新来的知府是蒯公的门生,认定他是为了帮蒯家解决纠纷才来此任职,肯定会偏袒蒯家,于是先在衙门附近散布谣言,企图混淆视听,鲜于同却装作没听见。蒯家家属前来诉冤,他也假装不理会,暗中却派遣得力的捕快四处缉访查家走失的小厮,势必要将人找到。大约过了两个多月,小厮在杭州被抓获。鲜于同当堂审讯,查明小厮确实是自己逃走,与蒯家无关,便责令小厮写下文书,由查家领回。同时,他立即释放了被监禁的蒯家家属。

随后,鲜于同选了一天亲自前往坟地查看边界。查家见小厮已经找到,自知自己诉讼无理,担心打官司会吃亏,一面请有势力的人到知府处说情,一面又派人到蒯家,表示愿意让出坟地边界,求和息事。蒯家的冤屈已经洗清,也不愿再结仇,便同意和解。鲜于同批准了双方的和解请求,对查家稍加处罚,并将此事上报上司,两家对此都心服口服。这正是:只愁堂上无明镜,不怕民间有鬼奸。

处理完此事后,鲜于同写了一封信,派人送到云南给恩师蒯公。蒯公大喜,心想:“真是‘树荆棘得刺,树桃李得荫’,若不是中了这个老门生,我全家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全。”于是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感谢信,派儿子蒯敬共送到台州知府衙门拜谢。鲜于同说:“下官晚年才科举得中,曾被世人轻视,受恩师三次知遇之恩才取得功名,一直担心自己早早离世,无法报答您的大恩。如今恩兄蒙冤,我理应帮他洗清罪名。我不过是顺势而为,尽了一点微薄之力,只能稍稍报答老师当年乡试提拔之恩,还远远不够啊!”此后,鲜于同还帮蒯公子料理家事,劝他闭门读书,两家往来密切,相安无事。

鲜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,声名远扬,后升任徽宁道兵宪,又多次升迁,担任河南廉使。他为官勤勉,到八十岁时,精力仍不输当年,随后被提拔为浙江巡抚。鲜于同心想:“我六十一岁中进士,虽然科举之路坎坷,但仕途还算顺利,没经历什么大风大浪。如今官至巡抚,已经享尽了荣耀。我一直以清廉勤勉要求自己,没有辜负朝廷。现在急流勇退,也是理所当然。只是受蒯公三次知遇之恩,还没有报答完,这次任职正好在恩师的家乡,或许能再为他尽些绵薄之力。”于是他选定日期,启程赴任,一路上受到的迎接和礼遇自然不必多说。

不久,鲜于同抵达浙江省城。此时蒯公也已经升任大参,但因病导致眼睛失明,无法处理政务,便辞官回家。他听说鲜于“先辈”又来本省担任巡抚,就带着十二岁的孙儿,亲自到杭州拜见。蒯公虽然是鲜于同的房师,但年龄比鲜于同小二十多岁。如今蒯公辞官在家,又身患眼疾,十分可怜;而鲜于同八十岁高龄,身体健壮如壮年,还位居巡抚高位。由此可见,人能否发达不在于早晚,蒯公对此感慨万千。

鲜于同到任后,正打算派人问候蒯公,听说蒯参政亲自来访,喜出望外,急忙出门迎接,还将他请到自己的私宅,以师生之礼相待。蒯公让十二岁的孙儿说:“快来拜见老公祖。”鲜于同问:“这是老师的什么人?”蒯公说:“老夫受老公祖救命之恩,儿子之前蒙冤,又多亏您昭雪,这份恩情如同天高地厚。如今幸运之神又眷顾我省,派您来任职。老夫年老体衰,命不久矣,儿子读书没有成就,只有这个孙子,名叫蒯悟,天资聪慧,特意带他来托付给您,希望老公祖多多关照。”鲜于同说:“门生年事已高,本不该再留恋仕途,只是因为对老师的恩情还未报答完,才勉强任职。如今老师将令孙托付给我,这正是我报答您的机会。我想把令孙留在我的衙门,和我的孙辈们一起学习,不知老师是否放心?”蒯公说:“若能得到老公祖的教导,老夫死也瞑目了!”于是留下两个书童照顾蒯悟,让他在巡抚衙门读书,蒯公自己则告辞回家。

蒯悟天资聪颖,在学习上进步很快。这一年秋天,学政前来巡查,鲜于同大力推荐蒯悟,使他考中秀才,还获得了廪膳生员的资格,之后依旧留在衙门勤奋学习。三年后,蒯悟学业有成。鲜于同说:“这孩子可以去考取功名了,我也终于能报答老师的恩情了。”于是拿出三百两俸银送给蒯悟,作为他考试的费用,并亲自将他送回台州仙居县。没想到,蒯公在两天前因病去世,鲜于同痛哭吊唁。他问蒯敬共:“老师临终时有什么遗言?”蒯敬共说:“先父说,自己不幸年少就考中科举,因此爱少贱老,偶然间选拔了老公祖大人。后来许多年轻门生,贤能与愚笨参差不齐,有的升官,有的沉沦,都没能得到他的帮助,全靠老公祖大人一人始终关照。他让我们子孙后代,永远不可怠慢年长有学识的人!”

鲜于同哈哈大笑道:“下官如今三次报答师恩,就是要让天下人知道,扶持年长有学识的人是有用的,不能只看重年轻人而轻视老人!”说完,他与蒯家众人作别,回到省城,起草奏章,请求告老还乡。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,还让他乘坐驿站的车马荣归故里。回到家乡后,鲜于同悠闲地享受着退休生活,每天在教导儿孙之余,就和乡里的老者们饮酒赋诗。八年后,鲜于同的长孙鲜于涵在乡试中高中,进京参加会试时,恰巧仙居县的蒯悟也在这一年中举,两人一同来到京城。他们两家三代交好,又是年少时的同窗,便住在同一个寓所读书。等到会试放榜,两人一同考中进士,两家相互庆贺,传为美谈。

鲜于同从五十六岁中举,六十一岁考中进士,为官二十三年,身着紫袍、腰佩金印,三代都受到朝廷恩典。告老还乡后,他又亲眼看到孙辈科举得中,一直活到九十六岁,整整享受了四十年的晚运。直到现在,浙江人依旧保持着热爱读书的风气,很多人到六七十岁还不放弃学习,也因此常常有大器晚成的人。后人写诗感叹道:

利名何必苦奔忙,迟早须臾在上苍。

但学蟠桃能结果,三千余岁未为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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